2026年1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发布。随着新一轮动力电池回收管理制度体系落地实施，行业治理逻辑正从以往的市场化自由交易，转向制度化、系统化的基础设施治理新阶段。业内普遍认为，这标志着动力电池回收不再只是单一产业环节，而正在成为支撑新能源产业长期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能力。

百思凯新能源（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郭相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相关制度的完善，解决了行业长期存在的责任不清、标准不一、监管分散等问题，为动力电池回收体系的长期稳定运行奠定了基础，也为新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制度锚定核心矛盾

退役电池治理进入系统化阶段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动力电池已陆续进入集中退役周期。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超过3100万辆，退役电池规模持续攀升。业内普遍预计，2030年前后，我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规模有望进入千亿元级别。

退役电池若处置不当，不仅存在消防安全与环境污染风险，还可能造成锂、镍、钴等关键矿产资源的流失，而这些资源正是新能源产业链稳定运行的基础要素。如何建立可追溯、可监管、可持续运行的回收体系，成为行业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本轮制度建设正是围绕这一矛盾展开，通过强化生产者责任延伸、推行“车电一体报废”制度、完善全生命周期监管手段等措施，逐步形成覆盖生产、使用、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体系。业内人士指出，这些制度设计正在改变以往“单点交易、松散监管”的行业格局，为动力电池回收装上了“制度底盘”。

治理目标升级

资源安全成为核心导向

从更深层次看，动力电池回收治理目标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在产业发展早期，政策重点更多放在延长电池使用周期上，梯次利用一度被视为缓解资源约束的重要路径。但随着技术迭代加速、产业规模扩大，梯次利用在安全验证、责任划分、全流程追溯等方面的局限逐渐显现。

“在资源安全导向不断强化的背景下，材料级回收的重要性正在显著提升。”郭相阳表示，从工程确定性和长期可控性角度看，材料级回收在资源回收率、系统稳定性等方面更具优势。

相关研究显示，在规范回收体系逐步完善的条件下，再生资源有望在未来满足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约20%的锂、11%的镍和25%的钴需求。这一趋势与国家推动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强化再生资源利用的政策方向高度一致。

基础设施化转型

回收体系成为产业“底座工程”

制度设计的变化，也正在重塑行业的运行逻辑。

车电责任绑定、数字化追溯、生产者责任延伸等制度安排，本质上都指向一个方向——将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建设为长期运行、持续投入、稳定输出的基础设施系统。动力电池回收正在从“商业行为”升级为“系统工程”，成为新能源产业安全运行的底层支撑。

从国际经验看，凡是关系国家产业安全的关键领域，最终都会走向基础设施化治理。当前全球关键矿产资源价格波动加剧、地缘风险上升，单纯依赖市场价格信号，已难以应对关键资源供给的不确定性，通过制度化、工程化的回收体系，将关键资源纳入可控循环，正在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

“动力电池回收体系的建设，本质上是在打造‘城市矿山’的开采通道。”郭相阳认为，只有形成稳定、可复制的工程化系统，才能真正实现资源安全的长期保障。

企业迎来转型考验

基础设施型主体成关键力量

制度落地对市场主体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不仅需要具备回收拆解技术，更需要系统设计、工程实施和长期运营能力。在此背景下，具备全链条能力的基础设施型企业，正逐步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

目前，行业头部企业已加快布局。格林美、天奇股份等企业通过产能扩张、技术升级和产业协同，构建“回收—拆解—再生—材料”的完整体系，部分企业的锂回收率已超过96%。与此同时，再生资源进口政策的优化，也为国内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提供了新空间。

业内预计，随着制度持续落地，不合规的“作坊式回收”模式将逐步退出市场，行业集中度有望显著提升，一个规范化、规模化、工程化的产业生态正在形成。

多方协同发力

共筑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基石

专家普遍认为，动力电池回收体系的成熟完善，需要政策、企业、技术和市场协同推进。政策层面需持续完善标准体系与监管机制；企业层面需加大工程投入与技术创新；行业层面则应加强协同，构建稳定的回收网络和长期合作机制。

“推动制度落地、夯实工程能力、提升资源循环水平，是产业各方的共同责任。”郭相阳表示，随着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动力电池回收有望成为支撑我国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基础设施，也将为全球资源循环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本文内容转载自：晨报之声，原标题《从制度建设到系统工程 千亿元动力电池回收市场迎来结构性变革》，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为原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所涉内容不构成投资消费建议，仅供读者参考。